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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云课堂·华岩论坛第66讲:“古典印度的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纪要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4-30  浏览次数:

 2020年4月24日晚,由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文云课堂暨华岩论坛第66讲在腾讯会议直播平台顺利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古典印度的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主讲嘉宾为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副主任、研究员,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邱永辉教授。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雷晓丽老师主持,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俞学明教授评论,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各院系和全国部分高校的百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活动。

讲座伊始,邱永辉教授谈到要从印度经典名篇——《梨俱吠陀》、奥义书和《薄伽梵歌》对印度的规定性出发,探讨古典印度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反思“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的印度政教关系模式。随后,邱教授从政教关系研究与印度政教关系模式、印度教经典名篇对印度的规定性和反思“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的印度模式三部分展开讲座。

第一部分,邱教授首先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出发,谈到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清醒”和“理性”,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学术问题,并产生一些重要的学术发现,比如由欧美学界开始的“政教关系”研究中,“政教分离”指的是宗教团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不是宗教与政治的全部关系。同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多层面和多领域的、立体的和互动的,通过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话语建构,中外学者都提出并总结了若干种世界各种政教关系模式。其次,邱教授对政教关系模式进行总结,分别介绍了厄本(Hugh B. Urban)提出的八种政教关系模式:宗教与国家合一:宗教的亦即政治的;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相分离;政治权力统摄宗教权威;宗教从政治领域撤出;宗教作为政治权力的帮工;政治的作为宗教的:公民宗教;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反抗、叛乱、革命与恐怖主义。再者,邱教授对印度政教关系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认为印度政教关系主要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第二种是“宗教作为政治权力的帮工”;第三种是“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反抗、叛乱、革命与恐怖主义”。其中“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的模式具有古典的最典型意义,也是本次讲座的主要关注点。最后,邱教授对宗教经典文献与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介绍,指出印度教经典文献是一个宏大的体系,主要包括天启经、圣传经、教派经典与大众文献等,其中《梨俱吠陀》、奥义书和《薄伽梵歌》在印度教经典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对古典印度和印度政教关系具有规定性。同时邱教授对印度主要经典文献的汉译版本进行介绍,如巫白慧译解的《梨俱吠陀》神曲选、徐梵澄译解的《五十奥义书》和张保胜译解的《薄伽梵歌》等。

第二部分,邱教授首先介绍了不朽神曲《梨俱吠陀》,提到《梨俱吠陀》是吠陀本集的首部也是最重要的圣典,其他三部吠陀中的大多数圣歌都是它的复述与发展。一方面,《梨俱吠陀》共收有1028支神曲,展现了庞大的宗教与精神世界。它建立了吠陀诸神的神灵系统,记载了神灵崇拜团体,并领导或服务于这些“自然神”的崇拜团体,即称为“祭司”的人。另一方面,通过对《梨俱吠陀》的词汇运用进行分析,展示了某种原始的政治体系。具体而言,君主政体是普遍的统治形式,也有部落国家存在,而重复出现的政治术语可以表明多种政治系统初具规模,如同事同僚系统、武装部队系统、农村系统与沟通系统等。此外,邱教授对《梨俱吠陀》中的“马祭”祭祀仪式进行详细介绍,并指出马祭综合反映了当时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其次,邱教授谈到《梨俱吠陀》对印度的规定性。第一,《梨俱吠陀》涉及了一系列哲学问题,如宇宙起源问题、世界本原问题等等;第二,《梨俱吠陀》的名句“实在唯一,圣人异名”表达了对唯一的肯定和对多元的宽容。再者,邱教授提到“奥义书”对印度的规定性有二。其一为“梵我如一”理论,即作为宇宙本体的“梵”和作为人的主宰体的“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规定了印度人以解脱作为生命的最终目标。其二为“业报轮回”理论,自奥义书时代后,这一理论便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伦理信条,也是印度本土一切古老宗教的特征。最后,邱教授谈到《薄伽梵歌》对印度的规定性。第一,在行为规定性的层面,《薄伽梵歌》的中心思想是解脱,宣扬不灭和不朽的自我以及通过“四瑜伽”达成至上的唯一。它将“苦行”解释成道德规范,而遵守规范就是最完美的苦行,从理论上鼓励人们“有所作为”。同时,在信仰方面,《薄伽梵歌》主张类似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只要追求“我”的庇护,都能达到解脱。第二,在对话与宽容的层面,《薄伽梵歌》以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本领,体现了印度的融合特点,并由此奠定了“争鸣-对话”的印度传统。

第三部分,邱永辉教授回到《梨俱吠陀》的《原人赞歌》,对“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的政教关系模式进行反思。将此赞歌作为解释和证明,并将“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作为古典印度的“理想形式”,是缺乏历史依据的。邱教授从四个角度对“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进行思考。第一,考证《原人赞歌》的写作时间,证明该赞歌是公元前1000年之后加入《梨俱吠陀》中的,它所述的社会等级是后来的婆罗门对于社会分工的理想设计,而不是宗教经典对于“政教关系”的规定。因此将婆罗门设定的这种理想理解为“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并不反映种姓制度形成后的社会现实。第二,将“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力”视为印度政教关系的模式,其思维基点是西方政教分离的二元模式,不符合印度教经典哲学的不二论和整全观。第三,宗教力量在整个印度历史上具有强大作用与影响力,同时宗教思想和灵性力量在印度具有至高无上的控制力和决定性,但对于政教关系的研究,不能仅讨论政教两个工具之间的力量博弈,而忽略了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多元复合的大社会。最后,邱教授谈到了印度宗教传统与政教关系的世界意义。其一,印度从《奥义书》到佛陀的众多学派,奠定了印度在世界轴心文化与轴心宗教中的地位。其二,宗教思想与灵性力量在印度具有至高无上的控制力与决定性,这是印度的特色,但同时“吠陀就是一切”的思潮成为印度发展的困境。第三,古代印度的政教合作是在道德引领下的合作,是一种和谐的各司其职的政教格局,提倡多元并存与协商对话,为当今世界的政教关系和教派关系提供一种和平而理性的化解之道。第四,古代印度政教关系的实践为现代的宗教与政治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为人类政治、宗教思想和世俗生活中的平衡与和谐树立典范。

(文:史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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